1947 年 12 月，美国贝尔实验室的三名物理学家肖克利、巴丁和布拉顿，利用一块锗晶体实现了对微弱电流的放大，宣告了晶体管的诞生。9 年后，这三人一起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
但就在同一年，苏联物理学家克拉斯洛夫和其研究生苏珊娜·玛多延，也在基辅一个秘密研究所里搞了相似的实验。并在第二年发表了研究成果，此事后来还引发了那一届诺贝尔奖是否公平的争议。
但是在晶体管和电子管的选择上，美国和苏联因为制度的不同有了不一样的选择。因为之前要发展电子管，两边都有了成千上万的厂家，如果这时候切换技术路线，会导致大量工人和研究人员失业。所以苏联的专家建议发展电子管，1958 年，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在听取过了相关实验报告后就做了一个指示：“真空电子管在核电磁脉冲下的生存性能比晶体管要强，苏联以后不要搞晶体管，集中力量搞电子管小型化。”
这个时候即便你知道产业未来的发展方向，你敢说实话么？你肯定不敢。
不是有那么句话么？如果让 19 世纪末伦敦大街上拉车的马来投票，那汽车这种玩意儿，压根不会产生。
而美国的专家虽然也有这样的私心，但是在美国，无论是政府还是专业说的都不算，他们依从市场的选择。
1954 年，世界第一台晶体管收音机 Regency TR-1（丽晶 TR-1）在美国上世了。
晶体管的小巧灵便，让这台收音机从过去的大家伙迅速缩小为了“掌中宝”，富裕的美国人没有谁能抵挡拥有一台晶体管收音机的诱惑。于是虽然丽晶 TR-1 售价高达 50 美元，但上市第一年就卖了 10 万台
而市场销量的暴增，很快就对研发产生了“正回馈”，尝到甜头的商家愿意出高价支持学者搞晶体管研发。那些不愿意在守旧的半官方研究所里混日子的有志研究者成批出走，投身更新锐的晶体管研究。
于是那个时代美国不断发生类似“仙童八叛徒”的事件，电子研究的旧模式在市场商业竞争的刺激下被不断地颠覆、加速革新。
美国将半导体集成电路用在他们的 F-4 鬼怪战斗机和 AGM-12 小斗犬导弹上。苏联意识到差距明显的情况 ，完成了一次艰难的转向，承认了晶体管的先进性，放弃了已经进入死胡同的电子管小型化尝试。
此时，“穗宗”赫鲁晓夫已经下台了，“勋宗”勃列日涅夫上位，这位新领导急于看到苏联能在电子产业上赶超美国。于是下了死命令，要求苏联加速电子产业的研发，要钱给钱要人给人，但必须在十年内赶上美国。
但这个命令，随后在苏联电子行业内，引发了另一些更让人匪夷所思的问题——比如半公开的科研造假和徒劳无益的“杂技式科研”。
由于之前的方向的错误，苏联的电子技术理论和生产工艺到 60 年代已经与西方脱节了，虽然上层有令，但这个鸿沟无法立刻被填补。于是各苏联研究院为了多快好省的完成上级安排的任务，开始走捷径，仿造、剽窃甚至直接照抄美国同样的芯片设计。
可是同时代的苏联民众由于消费力不足，市场的缺失。芯片批量生产出来，根本无法到民用市场上去卖钱。
于是苏联的工业规划部门只能为这些山寨芯片强行安排一种应用场景——军工。
“买个鼠标垫，想为它配个电脑”这在今天是个笑话，但“造了一颗芯片，需要为它配个导弹”，“造了一台发动机，需要为它配个坦克、飞机”，这在当时的苏联却是个实景。